深忆傅雷及浅思文革最新澳门网站网址游戏

  爱读,是因为它是一本使人获益匪浅的难得的图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它一印再印;当第五版时,又编入十四封新发现的信函;据1998年的统计,已累计发行一百万册,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而2003年1月出版的重编本,据说第1次印刷,全数被发行部门订购。这说明《傅雷家书》依然是读者十分关注的读物。我想,这是因为,尽管中国涉及家庭教育的图书数不胜数,名人家书见诸公开出版物的也难以统计,但像这样一本内容丰富、细致入微、文化品位甚高的“教子篇”仍属罕见。

傅雷一生都恪守“学问第一、艺术第一、真理第一”,将家人、朋友、亲属等都摆在这之后。他每天早上一起来便用最快的速度洗脸、穿衣、吃饭,而平日工作的时间,尽量不接见客人,也不出门。万一有了杂务打岔,就在晚上或星期日休息时间补足错失的工作。他说:“只想鞠躬尽瘁,活一天便做一天工作,到有一天死神来叫我放下笔杆休息的时候才会休息。”他对学问事业孜孜不倦、鞠躬尽瘁,写下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等众多文艺评论文章。他翻译的巴尔扎克的众多作品被学界评价为“没有傅雷,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以及他翻译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名人传》等在业界更是堪称完美版本,至今无人企及。

  以往四年(指1957年反右至1961年政策调整之前--引者按)简直不和你谈到这些,原因你自会猜到。我的感想与意见写起来也许会积成一厚本;我吃亏的就是平日想的太多,无论日常生活,大事小事,街头巷尾所见所闻,都引起我许多感想;更吃亏的是看问题总是水平提得太高(我一向说不是我水平高,而是一般的水平太低),发现症结为时太早;许多现在大家承认为正确的意见,我在四五年、六七年以前就有了;而那时的形势下,在大家眼中我是思想落后(引者按:岂止是“落后”,而是“反动的右派观点”)所以有那些看法。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受到凌辱和迫害的文化名人多如牛毛、不胜枚举,可以说是无一幸免。或许是多年来对《傅雷家书》的百读不厌,或是对傅雷先生将学问、艺术、真理永远摆在第一位的崇敬,又或是对他刚毅正直人格的钦佩,亦或是对傅雷夫妇不堪重辱含愤自杀的痛心与惋惜,在看完这一视频后我最先想到的便是他。

  我们只能说,这是美的毁灭!

而文艺评论家、翻译家在民国这个人才辈出的时期多如过江之鲫,傅雷何以在众多之中声名远播,让人折服?

  尽管朱女士说“教训可太大太深了”,傅雷却没有从认识中国的根柢上接受教训。他仍然根据“配方新闻”来调整自己的认识,把全民饥饿理解为“自然灾害”,并以“生活比大众还好得多”来表示“知足常乐”。如果说1957年后好几年在给傅聪的信中几乎不谈政事,到了1961年他又情不自禁流露出大谈政事的兴趣。大概因为“三面红旗”的实际上的失败,不得不调整政策,其中包括知识分子政策,于是,傅雷似乎又看到了与1957年以后几年“大有不同”的希望,而“可喜之至”,误以为“民主的春天”又将到来。即使这赐予的“民主”难以充分执行和贯彻,傅雷也只是以为症结是“基层干部的水平不可能一转眼就提高,也就不可能一下子正确领会党中央的政策与精神”,远没有认识到整个有待于民主化的文化环境与政治环境。

傅雷夫妇(图片来源于网络)

  正是这样的家教陶冶出一位世界级的艺术大师,并给千千万万的父母留下了一面宝镜。照一照我们给了孩子一些什么,为了孩子我们自己怎样做事做人?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人才辈出,各有其特点且各富其魅力,但傅雷却是其中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他太过纯净,为人做事极度认真,不能容忍一丝世俗,不愿理会人情世故,却又时刻心系国家心系社会心系党。所以在文革初期被冠上“走资”“反党”的罪名后,他刚毅的秉性使他选择了自杀,宁死也不愿被当时黑暗的社会所侮辱。

  2001年4月在旅途中

其实结合傅雷对学问的虚心求进和一丝不苟之态以及他恪守的“学问第一、艺术第一、真理第一”便足以表明这并非是狂傲,而是他耿介和认真,不会也不愿拐弯抹角,不愿在人际上拖沓,而只愿将有限的时间用来认真研习学问。

  我们当然不能苛责傅雷。在与傅雷同处一个时代的时候,我们很难与傅雷比肩;但是,当时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傅雷家书》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的时候,我们必须以新的视点重新审视这笔财富,我们才能在今天以至于明天充分发挥这笔财富造福人类的作用。

弱冠之年,傅雷进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艺术理论,开始他对艺术一生不懈的追求。在此期间,他也邂逅了美丽热情的法国女郎玛德琳并开始了一段轰烈的恋爱,最后由于对方不忠而分手。回国后与早定有婚约的朱梅福成婚,而他嫌“梅福”偏俗,改为“梅馥”,又常唤她歌德《浮士德》中他心仪女子的名字“玛格丽特”。可见这位以严肃古板著称的学者也有罗曼蒂克的一面,他对艺术、对美学的追求不仅体现在学问上,也体现在平凡的生活中。

  [一点说明] 2001年7月,《同舟共进》发表了我的《一本爱读也怕读的书》;之后,几个刊物转载了这篇文章,也有读者来函或友人来电,表示大体认同。原因大概是因为:一、我对《傅雷家书》的评论,着眼于展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二、我对傅雷先生的分析,着眼于中国知识分子这一个特殊群体的命运;三、我对傅雷先生及夫人的悲剧的描述,着眼于中国文化这一个特殊文化类型的能量。2003年1月,傅雷先生的二子傅敏先生重编的《傅雷家书》,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我将它称之为“重编本”。关于这个本子与原编本的区别,新增多少,调整和改正了哪些误植之处,傅敏先生已在《编辑说明》中说明了。与“重编本”相比,我的文章就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唯一的“出路”是重写;使这篇文章能够反映“重编本”的全貌。为此,我两次与傅敏先生通话。他十分谦逊,除一处与背景的事实错位,他指出了,其他的,他也许更愿意尊重评论者的自由发挥。重编本《傅雷家书》的责任编辑邵丹女士,也对重写评文表示了希望和支持。

在次子傅敏想像哥哥一样学习音乐时,他断然摇头,最终拗不住才讲出了理由并说他是块教书的料。谁都不愿意自己的人生被父母决定,傅敏到底心结难平。但多年后,当傅敏的确成了老师并在教师生涯里感到莫大的快乐时,他对父亲当年的话心服口服,明白了父亲说他适合教书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经过平日对他的细心观察而得出的。也许傅敏学了音乐也会像哥哥傅聪一样成为一名出色的音乐家,但北京的学生则会因此失去一名才德兼具的老师,今天的我们大概也不会读到《傅雷家书》这部苦心孤诣之作了(几乎全由傅敏整理编辑)。

  是的,1957年前的“民主的春天”的民主是赐予的,赐予者有赐予的权力恰好说明也有收回的权力;而可以赐予又可以收回的民主,从根柢上说不是现代意义的民主,充其量是一时的开明。或者说,是一各瞳生于当时中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而博学多智的傅雷缺乏的也许正是对于中国的理解。

尽管他的严苛和专横最终对两个孩子形成了良好的教育并都成为了出色的人才。但在他们长大后,傅雷仍旧时常会忏悔道:“昨夜一上床,又把你的童年重温了一遍。可怜的孩子,怎么你的童年会跟我的那么相似呢?”思及自己过往的种种,没有让两个儿子在童年时像别的小孩那般嬉戏玩乐,他常会辗转难眠,涕泗横流。

  人性如此美丽的女性,怀着伟大的母性,走了!

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厄运并未就此结束,早在1958年受政治局势所迫而出走英国的长子傅聪被冠上“叛徒”的称号,不仅不能回国,还被舆论唾骂和指责。次子傅敏在北京也因此被批斗,数次自杀却被救,被救回后又会遭到更加严酷的对待,真正成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状态。两兄弟也失去了联系,直到父母平反前才相见。

  怕读,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一位博学、睿智、正直的学者,连同他温厚善良的夫人,不明不白地走向了毁灭。我说“不明不白”是因为当他们写下遗书时,十分清醒地执守着自己的每一项责任,交还友人委托代修的手表,赠给保姆的生活费,赔偿亲戚寄存而被红卫兵抄家没收的饰物,甚至留下了自己的火葬费53.30元。但他们却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活下去的原因;既非“畏罪自杀”,也非“以死抗争”,总之是“不明不白”。对此我不忍卒读。

第二或许就是他出了名的严谨认真和一丝不苟的态度。他始终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严谨认真态度要求自己——“文字总是难一劳永逸、完美无疵,当时自认为满意者,事后仍会发现不妥”、“翻译工作要做得好,必须一改再改,三改四改”等等。他的《贝多芬传》动笔最早,却是十年后重译的,译笔和初译大不相同,《高老头》也是多年后再重译。可见傅雷在翻译道路上极为严谨认真的态度和不懈地虚心求进的精神。但也正是他这种对学术极为严谨认真的精神加之不愿理会人情世故以至于给很多同事、同行留下了狂妄傲慢的印象。

  曾国藩的家书保存至今共有330多封,是名人家书保存下来最多的一个。在数量上《傅雷家书》与之不能比较,但《傅雷家书》内容的丰富深刻、精微细致却是独具优势的。

傅雷与长子傅聪(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果有更多更多的人,共同发出这样的追问,我想,这是人类的希望!

这样为学问、为艺术、为教育奉献的一家人却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遭到这样的厄运。而冠给傅雷的罪名“走资”“反党”也在《傅雷家书》出版后遭到生生的讽刺。家书里无处不体现着傅雷的爱国敬党之情,更时刻提醒着在西方国家学音乐的儿子傅聪要爱祖国,更要在外维护国家的荣辱——“你如今每次登台都与国家面子有关,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

  而所谓“人”在傅雷心中又是具体而微的,不是一个愿望,一个口号。大到对世界、对人类、对祖国的忠诚与献身精神,小到对自己的事业的严谨,对父母的孝敬,对妻子的理解,对友人的宽容……并且具体到了一个乐段的处理,一位友人交往,以至于言谈举止也都一一告诫。“手要垂直,要人立直”,也使我这个读者印象深刻。

政治上的失误是文革发起的原因,而我们却只是社会里微小的个体,但这就意味着它的反思不关乎我们普通群众而只关系到领导阶层吗?当然不,文革的发起或许是政治上的原因,但它最大的帮凶却是那群受过教育的红卫兵。他们受过良好教育,其中很多还是学生,却毫无理智、不加思索地便跟着潮流去批斗自己原本尊敬的老师,去揭发自己血脉相承的亲人、去举报自己谈诗论画的朋友。因为他们的这股狂热,也使他们成为幕后操纵者的杀人机器,最终给中华文明带来这场浩劫。比起纵火之人,这群既不努力救火也不隔岸观火而拼命往火中添柴助长火势之徒更为可恶。

  (三)

二十世纪初,傅雷出生于一个富庶之家,但父亲在辛亥革命时为土豪劣绅所害而入狱,出狱后不能沉冤昭雪,最终抑郁而死。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也因母亲为父亲之事外出奔走,家中无人照顾而死,从此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而母亲也因悲惨的遭遇变得愤恨,常年以泪洗面,将所有希望寄托在傅雷身上,以“报仇”为训,对他管教极严。他的童年黯淡无光、不堪回首。

  虽然,傅雷走出过国门,接触过比封建专制主义进步的社会思潮,但他依然不能根除中国知识分子的痼疾--往往在新的形势下分不清爱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区别。尽管他自信“素来不轻信人言”,但依然不能不犯中国知识分子轻信的毛病。尽管他清醒地看到“要求真正民主,必须每个人自觉地作不断的斗争。而我们离这一步还远得很”,但依然分不清大人物的民主承诺与民主在中国扎根之间的千山万水;分不清给你民主与实现民主的本质区别。历史的一再教训使我们应该心平气和地承认一个事实: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中国知识分子犯了一个群体性的错误,以为“民主的春天”已经降临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正如傅雷兴高采烈地告诉儿子“我们真是进入了原子时代,tempo(节奏)快得大家追不上”。在此之前,傅雷曾自豪地写道:“我一生做事,总是第一坦白,第二坦白,第三还是坦白。”如今既然民主的春天已经到来,那么“坦白”应该是到了最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不止是傅雷,那时候太多的知识分子,是以坦白的胸襟去拥抱这“春天”的。然而“春天”忽然变脸而变成了严酷的“冬天”;1957年的“反右”首先是无情地惩罚了这些“坦白”的人物,自然包括了傅雷。坦白当然是优点,但也应当看清对象。我们有国家机密,机密是不能告诉一切人的。而个人也应当有心理机密,这机密同样是不能告诉一切人的。当坦白得不到安全保障的时候,就应当严守心理机密。

而这样一位既是学术上的巨匠又是精神上榜样的人物却因文化大革命的黑暗而殒灭。文革初期的1966年9月初,傅雷夫妇在连续受到红卫兵四天三夜的批斗以及受尽各种凌辱后选择了双双自缢身亡,骨灰无人敢认领,最终被一个景仰傅雷的工人冒充其亲戚给领走私藏,傅雷夫妇的骨灰才因此幸免遭毁。

  (一)

抛开天资上的悟性和自身的修养不说,第一或许就是他将真诚的感情投入其中。在翻译完《名人传》后,他致信作者罗曼•罗兰,写道:“读尊作《贝多芬传》,读罢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悟,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白话则是:读完此书被其感染到嚎啕大哭,如获新生,突然就从苦闷的情绪里振作起来。可见他对作品、对人物的感受之深,并将对作品、对人物的感情投入到翻译中。他在家书中也不止一次地对傅聪强调过“感情”的重要性,无论绘画还是音乐,真诚的感情才是打开艺术之门的钥匙。他也举出了例子,譬如在绘画中,如果一个画家只追求色彩,而这色彩有没有感情的根源,这就有些舍本追末了。我想写作亦是如此,倘若作者没有对笔下之人、笔下之物、笔下之事等投放自己真诚的感情进去,那恐怕写出来的文章也不足以打动他人。当然,一味跟着感情走当然也不行,傅雷继而指出感情过多也得自制,要控制感情,而不是让感情控制住。

  没有人能百分之百地割断历史的羁绊,没有人能在同代人付出代价前超越历史。今天的问题在于,傅雷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以生命为我们付出了代价。把认识我们的“土地”,改造我们的“土壤结构”的历史使命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这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如果我们推卸这历史的责任,让傅雷式的历史悲剧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形式重演,我们只能成为历史的罪人。

偶然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采访的都是都市里二十多到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让他们谈谈个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和感思。采访中几乎所有人的回答都接近“一直都听说,但不是很了解”,更有些是“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作为一个90后,看完这个视频后我觉得很怅然。

  在人性中,母性是最伟大、最无私的。再加上朱女士又是一个既有东方文化素养,又经西方文化洗礼,既端庄贤淑,又开放通达的女性,她的母爱中融合了文化之美。在那环境险恶的年代,在个人安危毫无保障的日子里,她心系远方的儿子和孙子。她克制着内心的恐惧和痛苦,把坚强、安详、无微不至的关怀,传送给漂泊异国他乡的亲人。一件为孙儿一针又一针织出来的毛衣,情重如山,她却为“礼薄”而不安;为了让孩子在异国感受到家庭的温馨,她一丝不苟地写下了几个菜肴的制作程序,唯恐疏漏一个细节。

而傅雷的爱情之路也让他终于看到了妻子的伟大,明白了夫妻、伴侣和爱情的真正含义。他在家书里写给傅聪关于“爱情观”的那些见解,在我看来也正是他从个人经历中所提炼出的成果。青年时期玛德琳对爱情的随性和不忠让他了解到“最好双方尽量自然,不要做作,各人都拿出真面目来,优缺点一齐让对方看到。必须彼此看到了优点,也看到了缺点,觉得都可以相忍相让,不会影响大局的时候,才谈得上进一步的了解,否则只能做一个普通的朋友”。与成家榴疾风迅雨般的爱情让他体会到“爱情是盲目的,但不盲目的爱毕竟更健全更可靠”。而朱梅馥这位与他携手到老的伴侣却让他最终明白“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本质的善良,天性的温厚,开阔的胸襟”以及“只有平静、含蓄、温和的感情方能持久”。他的这些感悟也给我们带来了正确的爱情观。

  最终,她跟随着傅雷走上了不归之路。她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究竟为了什么,但她明白傅雷的人格尊严已将不能忍受这样的践踏和侮辱;她和他携起手来,把生命融合一起,迈步永恒。对她来说,其中更多的是殉情的美丽。

在头衔繁多的学术界,许多大师的头上都冠着这个“家”那个“家”的称号,但傅雷始终是一股清泉,恪守“富贵于我如浮云”,淡泊名利,只愿安心做学问。他本在上海美专教书,后因看不惯他人“商店”作风的办学态度,便以丧母为由辞职。后来又有学校请他,但他看不惯学校明里暗里的斗争便回到上海专心翻译,从此仅以稿费为生。

  重编本中以傅聪的家信代“前言”,恰恰从中看到了与傅雷的认识上的差异。傅聪直言不讳地以自己的经历与1957年后的中国的政治环境作了一个在当时可以称之为“大逆不道”而今天已成为常识的比较。他说:“国内的生活和国外太不同了,假如要能在艺术上真有所成就,那是在国外的条件好得太多了,主要因为生活要丰富得多,人能够有自由幻想的天地,艺术家是不能缺少这一点的,不然就会干枯掉。我是还有许多问题想不通的,我现在也不愿去想,人生一共才几何,需要抓紧做一点真正的工作,才能问心无愧。我实在需要安心下来,要是老这样思想斗争下去,我可受不了,我的艺术更受不了。”(第8-9页)而北时的傅雷必得参与斗争,而斗争的对象恰是自己。站在不同的土地上,父子的观念差异显示了出来。

同样,如今我们的社会是迅速发展了,但大多数人思想上的惰性和随波逐流却一如既往。网络的迅猛发展使许多人压根不愿转动自己的脑袋或是失去了自我分析的能力,他们跟随网络上的大军人云亦云,唇枪舌战,前仆后继地涌入和拥护大V们制造出的流行文化,顺带还讽刺一下清醒的少数。王小波说过:“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文革时期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不理智的年代,而如今我们社会的文化被“娱乐”“搞笑”“吐槽”“撕逼”等博取眼球的“文化”带着跑,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个不太理智的时代。这场火势愈演愈烈,可我们不仅不去扑灭,却像红卫兵一样往里加入燃料,让它越烧越旺了。四十年前能发生文化大革命,那今天便也能发生文化小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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